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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限高令”似乎给温州的天际线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发布最新一期《“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规划明确，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 建筑学。
越来越严格的“限高令”，很有可能“误伤”温州。
温州信心中心（建筑高度约251米）&世贸中心（建筑高度约33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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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0年以来第四次提及“限高”政策。 前三次是：
2020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原则上不得新建长度超过500米的建筑。建成”。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提到“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
2021年10月，住建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不得新建500层以上超高层建筑米是允许的”。
从开始的“一般不许”，稍作讨论，到最后明令禁止，“限高令”的基调一次比一次严厉。
而温州，机缘巧合，恰好踩到了“雷点”。
从城市规模来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温州市区人口约300.4万，而市区人口不足300万，恰好“落榜”。 （城镇常住人口是指地级市所辖辖区内城乡分类代码为111和112的村庄和社区的常住人口总数。温州市有大量的代码为220的村庄社区/121，未计入城镇常住人口）
根据去年10月发布的《通知》，理论上，温州只能建设250米以下和150米以上的超高层，“看人脸色”。 （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备案）
现在最新的规划明确限制超高层建筑的建设。 一旦更严格的执行甚至更严格的新政策出台，温州可能会彻底失去建造超高层建筑的资格。
华润万象综合体（主楼建筑高度约318米） 未来这样的250米高楼在温州可能会消失
更不幸的是，从城市建设进度来看，温州正处于超高层集中建设的“高潮期”。
近年来，温州新建了25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包括国宏中心（约350米）、君康健康产业中心（约339米）、华润置地万象综合体主楼（约318米）、温州中心（约288米）……等等，进度很快。
国宏中心示意图（建筑高度约350米）
而温州重金投入的“城市覆盖”——滨江CBD也刚刚拉开序幕。 位于核心区的鹿角湾，原本计划建造一座高约350米的主体建筑，但现在看来已经废弃。
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温州天际线，就被“中间截断”了。
除了感叹温州再次“落后一步”（地铁审批也一样），错过了“楼宇经济”风口，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什么要限制超高层建筑的制造？ 温州这样的城市是否具备大量建造超高层建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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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国近几年的超高层建设有点“疯狂”。
根据CTBUH全球高层数据库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摩天大楼总数最多的国家，而这一壮举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
上海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中央大厦实景图
不管外表多么光鲜亮丽，内心却一如既往的凄惨。 我国超高层建设普遍面临两大问题。 看温州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开工容易，完工难。
在建造超高层建筑时，最大的问题不是建造技术，而是资金成本。 现在，正是房地产企业最缺钱的时候。
比如苏州中南中心，2015年桩基施工完成后，由于开发商资金出现严重问题，至今仍未交付使用。 类似的案例在温州还有很多。
苏州中南中心规划建筑高度由729米降低至499米
据统计，截至2020年9月，中国81座烂尾摩天大楼中，有66座已经烂尾。 现在房企资金急剧恶化，形势更加严峻。
说白了：要建一座超高层建筑，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靠谱的开发商。
再看温州，这几年滨江CBD、中绿轴的超高层项目，基本都在找首创、华润、保利等国企。
市政厅旁边的保利中心示意图（建筑高度约150米）
出让条件也层层强化，不仅同意高额定金，还将住宅楼预售与超高层建设进度捆绑，防止开发商“吃肥留骨” .
滨江商务区E-04、E-07地块监理要求
可以说：至少就市区而言，近几年温州超高层的销售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如果仔细看郊区县城，就没那么靠谱了。 不少郊区县城的超高层找了资金实力薄弱的民营企业合作，确实存在不少隐患。
小编认为，只要温州能坚持超高层与国企开发商的绑定，做好前期的征地对接温州楼宇自控设计，后期的签约和债券监管，没有必要为未完成的项目担心太多。
现在来看，在这些方面，温州这几年的表现不仅是“优等生”，更是“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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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交付容易，操作难。 建超高层不赚钱，甚至赔钱。
摩天大楼存在的前提在于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土地的稀缺，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天要地”。 也就是说，“先有鸡，先有蛋”，不得已才建摩天大楼。
但在中国很多城市，却是“先有蛋，后有鸡”。 土地不缺，经济一般，但他们却要硬着头皮建超高层。
这导致部分城市（如南宁）的CBD建成后发现租金收入极低，甚至大面积空置。
南宁五象新区实景图
回头看温州，至少就市区而言，高楼林立的选址还是靠谱的，遵循客观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规律来保证经济效益。
无论是湘开万里、保利中心、国际广场（位于市政府周边）、华润置地、规划中的鹿角湾（位于滨江CBD），还是旧世贸中心和置信中心（位于老城区） )，他们都“扎堆”“地处温州租金收入最高、土地极其稀缺的一流地段，租金有保障。
高租金写字楼集中在市政府、沿江、老城区
其他如凯迪中心（蒲州）、君康中心（瓯海中心区），则在二流地区“点”分布，不“摊大饼”，量力而行。
温州君康中心（在建）实景图（建筑高度约339米）
在选址问题上，温州可以拍拍胸脯说：虽然温州这几年建起了超高层建筑，“做大做快”看起来很吓人，但还是很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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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城市能否建设超高层建筑，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竣工率和回报率。 说白了就是两句话：能不能建，建了能不能赚钱，而且这两个指标好像和市区常住人口没有必然联系。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温州人有资格抱怨。 市区没有常住人口，并不代表温州没有建造超高层建筑的经济实力，也不代表温州就一定是“矮子”。
就规模而言，温州近千万的总人口足以与整个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相抗衡； 在经济方面，温州跻身全国前30名，超过沉阳、昆明、长春等省会城市。
如果仅仅因为温州市面积小，周边的乐清、永嘉、瑞安不能“吃”进去，温州的超高层建设就受阻，那就太委屈了。
您如何看待温州的摩天大楼建设？ 你觉得温州有资格再建250m+的超高层吗？ 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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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9年春季银行校园招聘的火热启动，银行不同岗位对人才需求的差异日益凸显网络化、科技化转型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多家银行的招聘公告发现，今年春季校招期间，银行对科技类岗位人才需求旺盛，而柜员类岗位则被冷落。 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增加，柜员岗位需求主要分布在大型银行和区域性银行的中小城市分行。 在分析人士看来，在离柜率连年攀升的背景下，银行用工需求“前减后增”是银行业金融科技转型的大势所趋。
柜员工作被忽视，技术工作受到青睐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国有大型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招聘信息中，对科技类特殊人才的需求远高于柜台服务人员的需求。 中国建设银行招聘的23家分行中，21家分行涉及特殊技术人才，只有7家分行涉及柜台服务岗位。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现招聘30名金融科技人才。 在分行招聘方面，广州分行的人才需求已达350人，包括业务综合岗、培训储备综合营销、业务运营、信息技术、财务会计、风控、法律合规等。 法规等专业及管理人才； 信息技术职位。
在中国银行的校招中，涉及数据中心信息技术岗和软件中心信息技术岗的居多。 邮储银行总行春季校招还开设了金融科技专场。 招聘岗位包括应用架构岗、技术管理岗、信息安全岗、数据安全管理岗、创新研究岗、需求研发岗等。此外，交通银行还推出了“金融科技人才万人计划”。英才计划”，2019年春季招收2400名金融科技人才。
股份制公司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 从招商银行各分行的岗位需求来看，金融科技岗和营销岗也比较受重视。 招商银行南昌分行招聘信息显示，南昌招聘金融科技岗位，岗位职责为金融科技类工作，包括金融人工智能、数据挖掘与分析、大数据营销、业务流程设计与优化等岗位。 民生银行2019年中国民生银行毕业生“未来银行家”春季校园招聘公告显示，招聘593人，职位要求包括市场营销类岗位； 以运营支持为导向的职位； 其他专业岗位：数据分析、技术开发等。
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银行对柜员岗位仍有需求，但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 例如，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在上饶市和景德镇市招聘业务岗位，从事各类银行业务营销和柜面服务，包括产品营销、市场拓展、柜面操作等。
此外，城商行对柜员岗位的需求仍然较大。 南京银行招聘信息显示，总行信息科技部需要人才55人，总行企业金融等部门也招聘信息科技相关岗位，人数为25人。 南京银行已在苏州等9个地区招聘105个综合柜员岗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示，从上述趋势来看，银行业务对一线柜员岗位等简单操作的需求正在减少。 对科技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反映出银行业发展转型的一个方向。 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加强。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廖贝妮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银行业金融科技转型的大趋势是，“前台减后台，后台增”。银行工作需求。
年复一年，离阁率不断攀升
人才招聘需求的变化印证了银行近年来互联网渠道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出柜率不断上升，银行触达客户的方式从实体网点转向线上或自助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银行提现率连年攀升。 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场外交易量1777.14亿元，同比增长63.68%，场外交易量达到1522.54万亿元。 201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场外交易量2600.44亿元，同比增长46.33%； 场外交易金额2010.67万亿元，同比增长32.06%； 行业平均场外成交率为87.58%。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已改造近万家银行网点； 离柜率达到88.67%； 客服中心电话接通率达到92.24%，连续五年保持在90%以上。
离开率的上升意味着客户业务处理正在向移动网络服务渠道和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转移。 在需求变化的背景下，银行也在加大对金融科技人才和技术的投入，谋求转型。
从员工结构变化来看，以即将大力吸纳科技岗位人才的建设银行为例，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末，建行营业网点和综合柜员占比占员工总数的51.8%； 信息技术岗位28936人上饶楼宇自控系统招聘，占比8.21%。 2016年全行营业网点及综合柜员占比52.39%； 信息技术人员2.83万人，占7.81%。
廖贝妮表示，在银行加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实现产品升级、服务精准化、运营智能化的过程中，大量前台人工工作被淘汰被智能设备取代，越来越多的银行依赖智能设备，需要前台工作人员下沉融入客户群，提高服务效率和精准度。 因此，对前台岗位的需求将更多体现在“质”而不是“量”上。 相反，在金融科技转型过程中，银行后台的IT系统改造、数据治理、产品创新等技术建设任务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商业银行目前都在加大对技术人员的招聘力度。
转型亟待解决人才和体制障碍
在银行推进网点轻型化、智能化、特色化、社区化转型的新常态下，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时代是银行的必然选择。 无论是在人才还是资金方面，银行都加大了金融科技的布局和投入。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总监黄志龙认为，银行岗位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商业模式和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的深入渗透。 主动转型的关键要素。
然而，银行在金融科技转型方面也存在问题。 廖贝妮指出，国内银行业在金融科技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金融科技投入不足。 目前只有以招商银行、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少数商业银行提出将固定比例的利润或收入投入到金融科技建设中，大部分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资金和人员供给不足的问题。 二是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制约了创新要素的生根发芽。 三是技术应用层次不够深入。 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国内商业银行的应用还处于表面模式优化阶段，颠覆性创新尚未形成。 四是金融科技人才短缺，制约金融科技转型。
此外，提供高端定制服务也是银行金融科技转型的一个门槛。 黄志龙指出，在银行业务转型过程中，一些高端理财、定制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仍然无法通过金融科技和智能科技来解决。 对高净值客户的服务还存在较大差距。 这是银行业务转型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银行在人才建设和投资上的主要方向。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国浩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融专业律师刘鹏表示，银行岗位需求的变化与银行内部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常规化、标准化、重复性岗位数量有所增加。下降，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性。 科技强岗位的增加符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但银行在转型过程中，首先要防范人员调整的风险，避免因人员调整引起不必要的劳资纠纷； 其次，在业务由线下向线上转型的过程中，业务流程再造必须进行法律风险防控，避免因流程环节设计缺陷导致银行风险暴露。
在银行金融科技转型人才建设方面，廖贝妮建议银行重点培养具有科技开发和金融行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重点考察金融科技人才对接市场的能力，重点吸纳能够快速商业化的科技产品，在技术前沿快速捕捉市场所需的创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