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每天都在有节奏、有条不紊地醒来和入睡。例如，在早高峰时段，最先活跃起来的地方是神经末梢——地铁线路的尽头。比如地铁4号线最南端的天宫苑站，早高峰来得很早。早上6点30分左右，站台上已经排起了长队。晚上的高峰时间结束得如此之晚，以至于在末班火车上仍然很难找到一个座位到达这里。
天宫苑确实是一个敏感端——它的客流大潮直接体现了这里的人们早出晚归的生活规律。
从这里出发，24岁的赵倩要看到地铁列车的29次“吞吐量”，才能到达目的地。她在中关村工作，这里是互联网巨头和新兴经济组织的中心，被认为是中国的硅谷。
她和一只猫住在天宫苑。与4号线的“北宫门”或“圆明园”站不同，“天宫园”地铁站并非因有皇宫而得名。它是北京市南端大兴区北藏村乡23个村中最大的一个。不过，赵倩给她的猫取名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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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底地铁开通至该村，“天宫苑站”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北京地铁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赵倩回到天宫苑站时已经到家了，但对于车上的其他人来说，依旧是起点：出站后坐专车，回到他在河北省固安县的老家。这种生活每天的通勤时间可以达到5个小时。
天宫苑再往南，渡永定河，至固安县境。即使北京的手机用户在县城中心，也可能收不到移动运营商发来的“河北欢迎你”的短信。有人开玩笑说，也许固安离北京太近了，你还在用北京的信号。
赵倩在不同的租房网站上寻找住处，最后锁定了“急！转租”的帖子。房子距离天宫苑地铁站321米。海报从房东那里租了两居室，赵倩以每月1700元的价格租下了第二居室。在她的工作场所附近的类似条件的卧室将是“价格翻倍和转身”。
前房客把钥匙递给她，告诉她天宫苑是“富贵之地”。从天宫苑地铁站往西数，有“天荣街”、“天华街”、“天府街”、“天桂街”四条南北大道。
她仔细查看了地图，发现周围有各种村庄、田野、村庄，庞各庄、皮各庄、韩村、丁村等，“有点像回到家乡。”
还没到北京，她就想到了“竹竿胡同”“草帽胡同”等一串地道的北京地名。“胡同”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蒙古语，具有元代大部分都城的味道。
她很难把“天宫苑村”和她的安徽老家放在一起。
建成通车后，天宫苑地铁站4个出口中的3个建成，随后几年建成住宅小区。三区虽然分属不同的开发商，但有一个共同点——名字里都有“春天”。
在这些“泉水”中，年轻人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然后带着父母过来一起生活。七年后，一期开盘的商品房价格翻了近三倍。业主拿到钥匙后，方圆1公里内基本没有商铺等生活服务设施。除了报摊和巡逻警车外，还有一些早餐摊。
现在，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在同一个地方生长。高楼脚下，每天早高峰有8000-9000人次进入城市轨道交通。打着哈欠的人们通过深深的地下隧道被运送到北京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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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前租客告诉赵倩，“早上一定要坐地铁，不然路会很惨。” 在天宫苑，这是一个共识。
“天宫苑站如果不坐，基本就没有座位了，大家抢着坐，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住在附近一年半的周迪说道。
北京已开通22条地铁线路，398个车站，日均客流量超过1000万人次。与市中心的地铁站不同，天宫苑地铁站的4个出口均设有免费自行车停车位，有盖，分两层。外围的空地上，整齐地停着一排排电动车，车把上挂着厚厚的挡风玻璃。
附近的道路通常两边都停满了汽车，几乎从前到后。带有“黑金路玉吉梦宿”等省级缩写的车牌，可以为孩子学习国家地理提供指导。
再往北一公里就是北京的六环。根据2019年11月实施的办法，外地车牌车辆进入北京六环及区域内需办理《北京通行证》，每年限12次，最长期限为每次7天。非“京牌”车辆违章行驶、停放道路将被处以罚款。
开往天宫苑地铁站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不存在这个风险——车上挂着“北京牌”。
周迪还记得，早上看到“固安专线”公交车接近车站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快跑！” 如果你不跑，就没有座位。
地铁站门口总有人窃窃私语，“固安去，10元一人。” 她好奇，“固安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
仅据报道，每天就有3000、4000人次乘坐公司专线往返天宫苑。对于“固安专线”上的人来说，天宫苑有着“北京第一站”的地位。2015年开通固安南站至天宫苑站的这条专线，列车每天早上5:30发车。大巴会在固安市内转个小圈，停几站，最快一小时到达目的地。全程票价8元。
公共汽车不是唯一的选择。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者可以选择从大广高速到北京南六环，或者从大广高速到京开高速到北京南三环。
为他工作的陈聪（化名）回忆说，2015年固安新楼盘每平方米9000元左右。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立生活的年轻人。售出100多套。次年年初，房价涨到1.2万元/平方米，最贵的时候2万多元。购房者看重地段，房子离大广高速越近越好卖。
“那个时候卖房子没必要介绍太多，我们给燕郊定了标准，告诉客户固安就是下一个燕郊，那时候燕郊就是买‘还景’的标杆。” （房地产）。” 陈聪叹了口气。
燕郊是北京正东的另一个城镇。属于河北省三河市，距天安门广场30公里。近10年来，它一直被视为北京的“沉睡之城”，房价一度上涨至每平方米4万元，高于河北省会。许多燕郊居民过着潮水般的生活。目前，每天约有40万人往返北京和燕郊。
一位在北京和固安之间生活了三年的年轻人说，像他这样在北京地铁4号线工作的人，大多选择拼车或者坐“固安专线”到天宫苑。“地铁进场时间有保障”。他每天坐第一条专线去天宫苑，沿途至少要下车一次，在北京接受检查。
2018年，随着地方出台更严格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文件，固安房价下跌。不过，在北京发展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多选择固安买房的。一些当地社区在计划直接去中关村、望京或西单时，已经开通了到北京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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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六环外的天宫苑站到近40公里的北四环中关村站，赵倩听到29道“快关门”的提示音。
当“门即将关闭”时，人们经常挥舞着手臂冲刺，进行100米的冲刺。凭着那气势，他们撕开了一个口子，后面的一两个人也可以趁机挤上地铁。
第一次体验地铁4号线早高峰的时候，赵倩并没有觉得人太多。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因为她在出发站上车，坐在座位上，“进城的人越多，人就越多”。据她观察，从天宫苑往北的前12站下车的人很少。后来，马车里的人都靠得很近，挤得像一堵墙。一直到西单站后，人粘人、肚粘马车、门边门的情况才有所缓解。这样一来，人就可以进入在她看来“房租高、人少”的海淀区，有点尊严。
坐在座位上，她很少注意拥挤的车厢里乘客的表情和衣着。“你看不出来，试一次就知道了。”
到目前为止，周迪已经说服他在车上打了两次。车内的矛盾无非是“你踩我，你推我，你为什么挤我”。但是当她自己有座位的时候，她又不敢劝她，因为客户可能会认为她“坐着说话不腰疼”——“你有座位，你能不能谈谈我？”
虽然在这样的马车里总是要喘口气，但从小生活在五六线城市的赵倩还是很兴奋。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北京上班的样子”——上班的路很长，路上要花很多钱。这需要很长时间，但机会很多，可以让人很强大。
研究城市规划课题的学者也关注通勤。传统的北京郊区化定义方法通常将北京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城、近郊和远郊。学者刘昌平在《北京城市就业住房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研究中指出，2015年，北京20%以上的就业人口通勤距离超过20公里。到2018年，北京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为1165.9万，占总人口的54.1%，同比减少118.8万与2015年，郊区成为近年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在北京，年龄越小，通勤时间越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组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报告》，15-39岁年轻人平均每天通勤时间为每小时1 52分钟，1小时15分钟40-64岁的中年人，65岁以上的老人52分钟。
杨昊然和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相同：在天宫苑停站，在中关村下车。他住的小区和赵谦的住址之间只有一条路，而且他每天都比赵谦早半个小时离开。他和3个家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在北京工作快3年了，月薪5000多元。
年轻人坦言，自己住在天宫苑，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他偶尔会觉得通勤时间太长：3个小时，八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坐高铁来回跑北京和石家庄。这相当于每 10 天通勤一天。“活下去就浪费了1天，想想都吓坏了。”
但在“把地铁当第二张床”之后，他感觉好多了。上了地铁，他习惯了戴着口罩和帽子来补觉。他没兴趣睁开眼睛观察地铁里的人山人海。“坐着什么都看不到，抬头看人，手机，耳机，带耳机的手机，别人的手机。”
他曾与朋友在天宫苑合住一间10平米的卧室。除了中介提供的单人床、衣柜和电脑桌外，两人还买了一张行军床，轮流使用。
虽然每天要在路上将近3个小时，但赵倩对自己的第一个目的地还是很满意的。住了半年，她以每月4100元的价格与房东续租全屋，成为“二房东”。像以前的房客一样，她在网上发帖寻找室友分享。在帖子中，她添加了“高档楼盘”、“大型商场一站通”、“小区门禁和绿化很好”等描述，还有一条：“终端！有座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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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迪和男友刘亚舟于2017年初搬到天宫苑，租了一套80多平米的两居室公寓。2012年竣工，已经是周边“最古老”的房子了。
此前，他们以同样的价格在天宫苑以北的新宫站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公寓，还在繁华的国贸CBD附近租了一间卧室。说起国贸，他说：“那个破地方太恶心了。” “但毕竟位置在那儿，就是这么核心的地方，两步走出来就是整个国贸。”
那是一个只有四五栋“破旧”楼房的小区，一套三居室，客厅也被隔成了卧室。附近有4个家庭在工作。站在厨房里的两个人不能错过。早上在厨房洗漱完毕，就赶紧去单位上厕所。两人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三个家庭在拥挤的房子里接见亲友，这间房子最多可容纳 11 人。
刘亚洲说，他在走过这四五栋楼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所有高档写字楼。他的住所给人一种被“年薪百万”包围的贫困“发抖”的感觉。
事实上，他和他的女朋友是家里最赚钱的人，月收入近两万元。他们认识的邻居是公共机构的合同工，有的“喜欢在金融机构做广告”。
附近没有便利店，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钟。他们在住宅楼的一楼找到了最“古朴”的小卖部——只有一间房子，卖香烟和冰棒，但袜子等一些普通物品却没有。最靠近的是山西面馆。“碗有盆那么大”15元一碗，“吃完很饿”。当时，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还在建设中，与他们一起吃饭的大多是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
“因为我很穷，我想活得更好。” 房东要装修的时候，刘亚洲带着女友搬出国贸，沿着地铁4号线找房子。
据蛋客公寓和知乎发布的《2019租房青年生活调查报告》显示，喜欢独自租房的90后、95后占比超过80%。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人更愿意选择单独租房。
天宫苑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将“出城”的第一站设在天宫苑以北10站的新宫站。“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一年后，随着租金上涨 30%，他们继续南下。
“每次南下，房租都会下降一点，天宫苑不是最便宜的，但只有天宫苑能包车。” 刘亚洲总结了自己作为地铁“常客”的经历。“坐和站是质的区别，坐的话，坐十几站或者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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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的座位太重要了。
周迪不喜欢冬天，这也和地铁有关。“冬天大家都穿很多，地铁容量明显不够用。”
在她上下班的路上，她经常看到人们紧紧地拉着栏杆，歪歪扭扭地站着，陌生人几乎被挤到了她的脸上。“没关系！你已经坐好了，还说什么？能上车已经很开心了，很多人等了三四趟地铁还没到起来了。”
在找房子的时候，一位房产中介建议，如果觉得房租贵，可以考虑倒数第二个地铁站附近的房子，会便宜几百块。“4000-4500元可以租两居室的公寓，差不多不到4000元，想想看？哦，在中关村附近，4500元可以租10平米以内的卧室。”
中介强调，很多租房者都是这样坐地铁的。“如果去上班，可以从倒数第二站坐到终点站，坐下（然后再回去）。”
争先恐后“北上”的乘客在地铁上争抢座位，地铁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都在等待地铁向南延伸。固安县政务网站多年来一直在向旅客展示“固安专线”增开班次、变更线路的建议。据该专线工作人员介绍，专线运营高峰具有“早进城晚归”的特点。周二至周四每天103班次，往返3000班次，周五至下周一每天113班次。次，超过 4,000 次往返。
很多人都在期待地铁南延。刘亚洲没想到“南拓”能成真。据他观察，“4号线早高峰运力已达极限”。
该线路总经理邵新明表示，地铁4号线的最小间隔正在接近极限。
一位政协委员曾提交《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南延至大兴区潘各庄的议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回复称，目前地铁4号线客流压力较大，最短发车间隔为2分钟。高峰时段的最大载客量为4.20,000 人次，“已达到设计载客量”。菜市口站至宣武门站区间每小时最大断面流量达到4.9万人次，线路满载率达到117%。“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干线道路系统的研究和利用，设置地面公交快线，
不过，这并不妨碍网友们对地铁南延线的话题进行思考，这个话题往往围绕着天宫苑展开。“不管怎样，进京的人都得进去，从庞各庄延伸到庞各庄；从固安延伸到固安。如果没有，还是从天宫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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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宫苑的刘亚洲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基本上不和京东的人打交道，彻底告别了朝阳区和通州区，但还是能打通海淀西城。” ，大兴，包括昌平。” 他补充说，“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西边。”
他们将在中途与“西友”相会，还将乘坐跨城巴士继续南下河北省霸州市，泡温泉。他认为自己在天宫苑“基本没有朋友”，“租房子怎么会有不是邻居的邻居？”
周迪每天早上7点20前出门，晚上8点30左右回到住处，偶尔加班搭末班车，“还是没有座位”。她平日在单位食堂吃三顿饭，周末“靠外卖过日子”，逛街时偶尔去商场吃饭。她遇到了同一个社区的其他居民，他们是在遛狗时认识的。她有一只猫和一只狗。“只要你们的狗一起玩，你们很可能会互相熟悉。” 遛狗时的牵绳和放狗，训犬和非训犬，都成为大家交友的基础。
在天宫院，赵谦也没有交到新朋友。成为“二房东”后，她乘坐3辆公交车，从同事家带回了一只刚出生的猫。因为这只猫全身都是黄色的，所以她给它取名为“皇帝”。
“皇帝”是她在天宫苑的第一个朋友。
看到她的出租广告，来出租次卧的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她搬了好几次东西。之前，她住在东六环外的同学宿舍。赵倩跟她商量了一下，房租是每月2000元。没有合同，只有三章口法——不能带异性回来，不能养大宠物，要搬出去，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提交。
她的室友每周四放一天假，周末照常工作。他们偶尔在吃饭的时候一起在客厅里一起看综艺节目。赵倩记得，室友第一次敲门是借手机充电器。
她形容这是一种“危险而温暖”的生活。她觉得在北京地铁IBMS，她不再害怕陌生人，也更容易相信别人，但温暖也是陌生人给的。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找房的时候没有被骗，找室友的时候也没有遇到坏人。
但是当她找不到同伴吃火锅，逛街没有人陪，除了同事和微信朋友，没有人可以说话，她会感到孤独。
据市场研究机构报告，全球独居人口已从1996年的1.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77亿。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新增 4800 万个独居家庭。. 在中国，超过5800万人过着“独居生活”，其中20-39岁的人有2000万人，他们也被称为“空巢青年”。
根据宠物行业白皮书，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到2024亿元。2017年宠物主人中，未婚和已婚无子女的占比为65.2%。
赵倩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养猫，在客厅用健身APP做瑜伽，在社区跑步。根据她的测量，社区一圈正好是一公里。
她还和一群在网上认识的户外爱好者一起去了武陵山、老沟和乌兰布统草原。她发现几乎所有的队友都报名参加了单独比赛。
她还参加了一些线下活动和免费抢票福利，但因地而异，“有些太远了，我不想去。” 她请朋友到她家打牌，因为她租的房子是最“宽敞”的，十几个人见面没问题，但她已经约会了多达4个人。朋友们周末选择“穿山过河”，带上零食、水果和麻将牌。这种兴奋应该按季度计算。
“慢慢习惯了，一个人住也不错。” 赵谦说道。
有人将“空巢青年”与“孤独经济”联系起来，认为“孤独的青年孕育了孤独经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孤独”，而是因为人们对生活的极其微妙的要求。就像未婚的人无法忍受别人的“精致生活”，“你不能以随便的态度应对所有的随意生活，在没有开始和结束的细节上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在他看来，当科技高度发达的时候，人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可以过上不依赖别人的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人们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承担各种消费。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更核心的原因是婚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同住的室友搬出去了，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了，杨昊然开始自己用卧室了。他的密切接触者还是大学同学，经常约好回学校踢球，当然次数是按年计算的。手机游戏是他每天必备的消遣。他买了一个电饭锅，不叫外卖的时候，他最吃面条。
“走出家门，你就不会再孤单了，你不能每天都呆在这间小屋里。” 杨浩然说道。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因为“拖延症”或“行动不便”而呆在房间里。“也许也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或做，也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
他也有疑惑，“微信很热闹，但生活中好像没有人，你却觉得自己有很多朋友，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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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让赵谦有了一些人生哲理。比如“人天生就是孤独的，不管有没有家庭”，“和自己相处更重要”。
她还发现，或许是因为一个人住，“和妈妈的关系好多了”。2019年春节过后，赵倩的妈妈再次提出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想搬到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赵倩告诉她，合租房间还有室友，妈妈说没关系，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我说我爸不在家吃饭吗？我妈说，你爸在食堂吃饭。”
除了一盒家乡特产，赵倩的妈妈还带了两个铁锅。赵倩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下班回家，她已经在家里准备了粥和小菜，周六周日还准备了鱼虾。她不再热衷于每天抢外卖红包，偶尔会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
“我觉得他们现在真的老了，我想多陪陪他们，只要她不一直催我找对象，不天天找我。” 赵倩说，“她唠叨的东西，比如乱扔东西，不停地玩手机，我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找伴侣比较麻烦，因为我不能马上解决。”
2018年底，天宫苑地铁站出口处开设了大型购物中心。赵倩可以去逛街，不用步行20分钟，也不用坐地铁。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为任何一场演出买一个座位，而且她不用担心座位用完。平日里，购物中心更是空荡荡的。她在城里买奶茶店要排队20分钟，而且这里很少需要排队。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缓慢的步伐。与城里热闹的外卖不同，在送餐高峰期的晚上7点，她看到外卖箱打开，悠闲地双腿搭在电动车的车把上。
2019年5月，赵倩“忽悠”了一位同事在她居住的小区租房。除了妈妈和名叫“皇帝”的猫，她还有人陪她看电影和逛街。
对于所有暂居天宫苑的人来说，房租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公寓原租一年半，月租金3200元。房东突然违约了。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炸飞了。
房东退还了押金3200元。他们没有提出索赔，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找另一个住处。等了半年才从转运室搬出来，原本包装好的一些箱子还没有打开。
刘亚洲萌生了买房的念头。折腾积蓄，借了一年的钱，他攒了100多万元的首付，又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
他告别天宫苑，“从六环外1公里到五环外1公里”，“前进”了一个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