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波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也给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法制工作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机会。地方政法机关积极拥抱科技革命浪潮，积极推进政法领域智能化建设，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受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制约，政法情报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施工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就需要更新观念和思维，尤其是把握好几对关系。
构建和使用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各地在用好中央政策的同时，要时刻把握建设与应用的关系，搞清楚为什么要推进智能化。构建这个基本问题，要切实把握实战性和实用性的起点和终点。目前，一些地方对设立智能化政法项目论证不足，审批机制不健全。对性能的误解。
对此，首先要纠正我们的政绩观。不能盲目跟风、跟风，要从当地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出发，找出政法工作的痛点、群众关心的热点、提质增效的难点，并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项目方案。二要完善项目审批机制。在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听取一线警务人员、群众等意见，全面弘扬民主，严格审查把关，杜绝“重叠项目”和“未完成项目” 三要强化人文理念。将相关软件系统的易用性、易用性与公安、群众的易用性相结合，简化操作方式，减少操作环节，形成建设应用的良性循环。四要树立正确方向。鉴于智能建设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要认真提出政法智能建设的考核要求和排名，特别是要防止指标失衡。成为“一刀切”。评价智能建设的成效，不能只看哪些项目已经建成，还要看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如何促进政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防止建设泡沫的产生。
人与技术的关系。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为政法智能建设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要注意防止出现无限夸大和依赖科技的倾向，扭转人与科技的关系。这涉及到政法智能建设的功能定位和期望。从当前和未来的科技发展阶段看，现代科技对政法工作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处理简单的事务性工作，效率高、质量稳定、错误率低；二是快速全面地获取海量信息。 ，可为执法和司法决策提供越来越准确有效的参考；第三，过程客观透明，能有效防止人为因素和能力对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影响和制约。
但是，就政法工作本身而言，主要内容是法律政策的适用。在强调规范性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法律推理等多方面因素。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例如，司法裁判绝不是简单机械的法律推理智能化系统ibms，而是要求法官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在遵循先例的同时进行创新。原因在法律之外。”政法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智能化建设的推进，定位应该是用科技的优势来弥补人手的不足，让法官和检察官更加专注司法核心业务，而不是完全取代人的角色。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很难实施“电脑审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和人的主从地位。要以科技为人服务，找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的结合体，防止盲目追求创新，背离智能建设的初衷。
发展和安全关系。政法机构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和运维往往由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风险管理链条较长。要树立底线思维，坚持安全防护与智能化建设并举，强化制度和技术保障，确保智能化建设安全有序推进。尤其要重点防范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泄密风险。要严格执行《网络安全法》、《保密法》和国家有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政法情报建设的准入制度，加强信息安全审查。重点软硬件产品，筑牢制度和技术防线。二是侵权风险。政法机关拥有大量的公民、企业等组织信息，特别是随着人脸识别和区块链技术在政法公共服务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更需要用好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三是廉政风险。政法智慧建设资金量大，廉政风险高，要加强监管，深化智慧建设领域反腐倡廉，确保智能建设成为清洁工程。
此外，应用与探索的关系，“树干”与“枝叶”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政法体系内外的关系、制度与技术的关系、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等。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进一步提升政法智慧建设水平，更好地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